端午本是驱邪避疫的民俗节日,唐玄宗李隆基却留下《端午》一诗,**将个人政治焦虑与盛世愿景一并注入粽叶与艾草之间**。他并非单纯咏节,而是借节日仪式完成一次面向朝野的情感宣示。

“**四时花竞巧,九子粽争新**”——李隆基用“竞”“争”二字,把民间竞渡升华为帝国竞技。在他眼中,端午不是小民自娱,而是**国力展示**。这种自负背后,是开元末年的国库充盈与边疆无事的底气。
“**方殿临华节,圆宫宴雅臣**”看似歌舞升平,实则透露出**对朝局腐败的焦虑**。艾草能驱五毒,却驱不散安禄山在范阳的铁骑阴影。李隆基以香草自喻,暗示自己虽贵为天子,仍需“辟邪”——**防的不是鬼魅,而是人心**。
“**忠贞如不替,贻厥后昆芳**”一句,把端午的家族伦理推向政治伦理:要求臣子像粽叶包裹糯米一样**绝对包裹皇权**。但越是强调“忠贞”,越暴露他对权臣的**不信任**。这种孤独,在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后愈发尖锐。
个人看来,**《端午》标志着李隆基从“开明君主”到“守成帝王”的心理转折**。早年他写《春中兴庆宫酺宴》时,尚能与民同乐;而端午诗里,**仪式成了控制工具**,情感表达被权力话语层层包裹。这种转变,比安史之乱本身更早预示了盛唐的崩塌。
宋人编《文苑英华》时,将李隆基端午诗归入“岁时”而非“讽谕”,**剥离了政治语境**。直到清代何焯评点,才指出“**竞巧争新四字,已露后来奢靡之渐**”。误读的关键,在于忽略了**唐代节日诗的政治功能**——它们往往是**写给史官看的日记**。

据《唐会要》载,天宝十载端午,李隆基曾命宫女于兴庆宫“**以锦缎为小符,缀钗头以禳兵气**”。这一细节与诗中“**旧来传五日,无事不称神**”形成互文:**当帝王开始迷信法术,盛世的理性根基已然松动**。端午诗的情感,最终成了盛世挽歌的序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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